“‘十四五’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必将引领数字货币的发展潮流。”11月8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理事长林武在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论坛上表示。
林武在发言中指出，助力数字货币落地大湾区需要五大抓手：
一是筹划“大湾区数字货币先行区”。按照“区域、行业、规模、功能”四大维度，统筹设计数字货币在大湾区落地的制度保障体系。
二是积极探索法定“数字货币”与市场“虚拟货币”的关联机制。
三是强化对数字货币的大数据建模分析。开发设计“大湾区数字货币指数”，完善数字货币统计口径，规划设计数字货币实时运行大数据云图，前瞻性布局数字货币基础设施。
四是聚集数字货币的信用体系与法律伦理建设。建立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信用支撑体系，强化数字货币自身的安全性、便利化与低成本属性的研究，尤其是数字货币背后的“个人隐私数据”的保护问题。
五是提高数字货币系统的安全性。
林武认为，数字货币是大湾区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数字金融服务体系创新有助于提升粤港澳大湾区人民币国际化水平，数字货币的可溯源与可直达属性将精准助力大湾区实体经济发展，零售型数字货币的推广普及有助于大湾区打造更高水平的“民生类金融服务高地”，数字货币的高阶形态将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一流“财富管理中心”建设。
“面向‘十四五’，我们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立足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顺应全球数字货币发展趋势，及早谋划，精准施策，积极探索和推动数字货币发展应用，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金融高质量发展。”林武表示。
以下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理事长林武演讲全文：
当前，世界经济数字化转型加速，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背景下，数字经济成为撬动经济增长的新杠杆，成为各国提振经济的重点领域。“十三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数字产业化基础更加坚实，数字经济总量跃上新台阶，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35.8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6.2%。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动能。而生产、流通、消费领域的数字化，使得发展数字货币成为必然趋势，数字货币的发展将引导和提升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积极作为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重要文章中，指出“我们要乘势而上，加快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推动各领域数字化优化升级，积极参与数字货币、数字税等国际规则制定，塑造新的竞争优势。”面向“十四五”，我们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立足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顺应全球数字货币发展趋势，及早谋划，精准施策，积极探索和推动数字货币发展应用，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金融高质量发展。
一、数字货币是大湾区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
当今世界，数字技术快速迭代，数字金融蓬勃兴起。大湾区金融创新活跃、高新技术产业发达，具备发展数字货币、打造全球金融创新中心的基础和条件。因此，我认为在“十四五”期间，粤港澳大湾区需要大力发展数字金融的服务体系和创新机制，探索研究数字货币发展与应用。
（一）数字金融服务体系创新有助于提升粤港澳大湾区人民币国际化水平。近年来，广东自贸区不断强化与港澳金融市场的联动机制，以跨境金融产品创新为依托，针对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开展了“五大跨境”产品设计，但从实施效果上看，不论是产品规模还是结构设计的层次性、前沿性都有待提升。大湾区存在三种货币运行规制，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受到多种“价格”综合影响，具有很强的市场非稳定性以及风险的不确定性。对此，应强化对“湾区数字货币”的顶层设计，用数字货币的新价值机制来重新定义人民币债权债务关系，以及人民币衍生性金融产品，要进一步考虑到作为国际货币的应用场景需求，特别是强化与“一带一路”国家基于人民币为底层资产的“数字货币”联盟，在跨境贸易、投资领域的支付以及交易过程，探索数字货币全链条嵌入。
（二）数字货币的可溯源与可直达属性将精准助力大湾区实体经济发展。数字货币的背后是金融科技的服务机制，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旨在更加精准地识别和满足潜在的“真实金融需求”。传统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是不直接到达市场主体本级，由于政策资金的可追溯性差，风控变量体系的错综复杂，以及资金管理的摩擦损耗，导致政策工具的传导效率不高，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金融脱媒甚至资金闲置现象成为常态。数字货币基于分布式记账等新兴技术应用，对于政策资金的精准溯源以及快速直达有着平台优势与技术优势，粤港澳大湾区中小微市场主体规模庞大，利用数字货币减少政策资金的“介质损耗”，提高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将会成为大湾区金融技术创新的重要领域。
（三）零售型数字货币的推广普及有助于大湾区打造更高水平的“民生类金融服务高地”。粤港澳大湾区优质金融圈的形成得益于三地金融要素的高效、自由跨境流动，零售型数字货币在大湾区的推广普及，有利于围绕民生类金融需求（保险、基金、跨境房贷、证券交易、外汇交易等）开展便利化产品创新与后台服务。用数字货币来对数字金融服务进行定价、结算，有利于突破大湾区由于行业壁垒与市场规制壁垒带来的效率损失（例如2020年10月，深圳联合央行发行了1000万元的数字人民币红包）。未来，随着法定数字货币的全域全场景推广，大湾区三地金融产品的制度性差异将被数字货币的技术统一性所打破，一类被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形态成为民生金融产品的价值基础与权益基础。
（四）数字货币的高阶形态将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一流“财富管理中心”建设。大湾区是国家数字经济发展重地，并拥有港澳两个国际金融市场平台，香港已经是全球公认的国际金融中心，澳门是全球最富裕地区之一，深圳是潜力巨大的区域科创金融中心，数字货币在大湾区的高阶进化，将大力提升香港、澳门、深圳、广州成为国际一流的“财富管理中心”。针对数字货币的顶层设计，在流通功能、储藏功能与支付功能维度的设计，应该严格优于其潜在的通胀效应，即数字货币在发行规模与定价机制方面要给予严谨规范的考量，打造大湾区成为全球数字货币财富效应的制高点。
二、形成助力数字货币落地大湾区的五大抓手
刚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坚定不移建设数字中国，加快数字化发展”。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利用数字经济的大发展及数字货币的发展应用，推动大湾区金融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必将引领数字货币的发展潮流。中央最近出台的《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提出，“在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深圳下属机构的基础上成立金融科技创新平台，支持开展数字人民币内部封闭试点测试，推动数字人民币的研发应用和国际合作。”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数字货币为基础，大力推进金融科技创新，为推动我国数字货币发展应用探索更多可行的“中国经验”。我认为，在这方面要努力形成以下五大抓手：
（一）筹划“大湾区数字货币先行区”。按照“区域、行业、规模、功能”四大维度，统筹设计数字货币在大湾区落地的制度保障体系。在总体金融风险可控的基础上，逐步放宽数字货币先行区的金融产品创新制度框架与风险参数，重点探索数字货币背后的社会信用再造功能，以及市场主体信用评估新机制。探索数字货币与港币、澳门币之间的货币汇率稳定机制，推进大湾区跨境金融基础设施提质增效。系统认知数字经济产业链形态，建立数字货币精准服务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的政策体系与制度安排。
（二）积极探索法定“数字货币”与市场“虚拟货币”的关联机制。法定数字货币功能绝不仅仅是替代流通中的M0（现金），数字货币应该具备“货币全景功能”，做好法定数字货币流通、交易和监控等各种场景应用下的支持。要拓展数字货币的市场边界与理论边界，尤其是要进一步明确“法定数字货币（CBDC）”与市场“虚拟货币（Coin，Token）”之间的关联关系，系统研究虚拟货币在财富管理与价值形成领域的比较优势和制度优势，形成法定数字货币与虚拟货币共同参与社会生产、贸易以及各类场景的交易过程。
（三）强化对数字货币的大数据建模分析。数字货币的推出与发挥作用离不开四大功能：定价、支付、替代、财富。中央银行应推进数字货币大数据顶层设计，要在尊重数字经济发展规律的背景下，对数字货币的应用全场景进行大数据建模分析，特别是要兼收并蓄地吸收包括区块链、物联网等在内的各种成熟技术，增强数字技术对于数字货币结构设计的支撑能力。开发设计“大湾区数字货币指数”，完善数字货币统计口径（规划设计数字货币实时运行大数据云图），前瞻性布局数字货币基础设施。
（四）聚焦数字货币的信用体系与法律伦理建设。数字货币自身的“货币属性”是信用伦理的核心，适时、择机扩大数字货币的社会功能与交易功能，开展数字货币信用体系建设的动态研究，找到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支撑体系。要强化对数字货币自身安全性、便利化与低成本属性的研究，尤其是数字货币背后的“个人隐私数据”的保护问题，是数字货币得以顺畅发展的法律伦理问题。
（五）提高数字货币系统的安全性。数字货币的应用涉及通信安全、数据安全、交易安全等多个方面，某个环节出现系统安全问题，将会影响数字货币流通。因此，要加大对数字货币安全技术的研发力度，提高数字货币系统的信息处理能力，将分层混合技术、第三方支付系统架构等融入数字货币之中。以分布式账本技术为基础，建立稳定、安全的加密算法体系，确保央行数字货币的安全性。
数字货币既是一个新事物，也是一个不能不面对的新事物。我们不能因求稳而丧失先机，也不能因求快而视安全于不顾。我们应秉持既积极进取，又稳妥安全的原则，全力推进数字货币的发展，加快数字中国的建设。
